凡事未必都有因果，但都有脉络。
乐善斋本《红楼梦》的翻译，确切地说，乐善斋本《红楼梦》是如何出现的，至少有两条脉络：一条是韩国国内的，另外一条是中日韩三国文化交流的。
作为世界上最早的《红楼梦》全译本，乐善斋本《红楼梦》并没有留下任何翻译之外的信息，相关研究中经常被提及的，是嘉蓝李秉岐（1891～1968）的以下言论：
高宗皇帝二十一年（1884）前后，有文士名为李钟泰者，奉皇帝之命，组织数十名文士，长期翻译中国小说达近百种。又，昌德宫内的乐善斋(王妃的图书室)内，存有朝鲜谚文书籍达四千余册，其中大部分为翻译小说，间或也有韩国学方面的珍贵版本。
上面这段话中虽然没有明确地言及《红楼梦》，但大部分韩国学者还是根据这一资料推测乐善斋本《红楼梦》完成于1884年前后。笔者在的开头部分就曾提到，云养金允植（1835～1922）在1881年12月22日的《阴晴史》中写道，想要通过《红楼梦》来“观官话”。
如果说乐善斋本《红楼梦》是一个完成的结果，那么金允植的意向就是这一结果之前的一个原因，二者看似应该是韩国国内的脉络，实际上并非如此。
展开剩余85%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韩国国内的脉络。
1631年藏书阁藏本《论语谚解》
从韩国的文学传统中来理解乐善斋本《红楼梦》的出现，是最合适、或许也是唯一正确的解读脉络，是朝鲜时期悠久的谚解传统。所谓谚解，就是用韩字（한글）对汉文资料进行翻译。谚解从韩字创制之后就开始了，从佛教典籍到儒家经典，从文人诗文到小说戏曲，很多文体都有谚解本。
谚解主要是为了理解原文的内容，因而大部分情况下不需要注音，即不需要知道原文的汉语发音。但有一种谚解资料必须有主意，那就是语言学习教材，如《老乞大谚解》《朴通事谚解》《华音启蒙谚解》等。
其中《华音启蒙》是译官李应宪(1838～？)于1883年编撰的新的汉语学习教材，是一部顺应时代需求的实用汉语会话教材。在该教材的最后买卖古董的部分，出现了与《红楼梦》有直接关系的两段内容。其一是关于女娲炼石补天剩下的石头的内容，另一则是关于子母珠的内容，可见当时《红楼梦》已经逐渐被用来当成学习汉语的材料了。
《华音启蒙谚解》中有关“女娲炼石补天”的内容（藏书阁藏本）
乐善斋本《红楼梦》虽然不是语学书，但其中的注音也是在这一脉络上的产物。概言之，乐善斋本《红楼梦》是朝鲜悠久的谚解传统的产物。
韩国国内的这一脉络的确存在，且符合当时的历史文化传统，但不够清晰。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展一下，从十九世纪晚期中日韩三国文化交流的视域来看，反而会发现一条更为清晰的脉络。
笔者之前也曾提过，金允植想要通过《红楼梦》来学习官话，并不是一个偶然的、随意性的选择，而是当时外交圈中的一个普遍性的认识，而这一认识的起点，似乎是在日本。1871年清王朝与日本签署了《中日修好条规》，两国开始了近代的外交关系。1877年清朝的第一届驻日公使团到达日本，正使为何如璋（1838～1891），副使为张斯桂（1817～1888），参赞官为黄遵宪（1848～1905），此外还有一些随员与仆役。驻日期间有很多日本文人与公使馆诸人笔谈往来，或以诗会友、或吟风弄月、或讨论学问，留下了不少笔谈资料。其中日本旧高崎藩藩主，明治革新后为东京华族的大河内辉声（1848～1882，号桂阁）留下的笔谈资料中，有不少关于《红楼梦》的内容，从这些笔谈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以《红楼梦》来学习北京官话的认识产生的脉络。
具体地来看一下相关内容。以下笔谈中的如璋是正使何如璋，桂阁即大河内辉声，公度则是黄遵宪的字，桼园为旅日中国文人王治本（1835～1908），当时其并非公使馆随员。
①．1878.7.12
桂阁记录：何如璋告诉我，要理解北京官话，最好读《红楼梦》。
②．1878.7.26（桂阁与桼园笔话）
桂阁：前日何如璋告弟曰：谈北京官话，莫如知北京官话；知北京官话，莫如读《红楼梦》一书，子请勉读焉。弟尝试之，弟欲读过，独苦无解其句读。
③．1878.9.12
桂阁：贵邦小说中解北京语以《红楼梦》为第一，其他亦以北京语否？又闻《红楼梦》有数种，以何种书为佳？
如璋：小说用北京话，雅俗事都写得出者，以《红楼梦》为最佳。其次则《品花宝鉴》，说北京名伶，笔墨殊不及《红楼梦》。
④．1878.10.4
桂阁：是书（按，指的是北京官话本《正音提要》）官话了，不知别有纂北京土话者否？如那《红楼梦》中话，则照之而好否？
公度：其为北音一也。编《红楼梦》者乃北京旗人，又生长于富贵之家，于一切描头画角零碎之语，无不通晓，则其音韵腔口，较官话书尤妙。然欲学中国音，从官话书学起，乃有门径。譬如学日本语，不能从《源氏物语》诸说入门也。
笔谈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，不可能将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都记录在内，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以上的内容整理出这一事件的脉络。首先是何如璋公使告诉源桂阁“要理解北京官话，最好读《红楼梦》”，并在之后数次谈过相似的内容。例文④中，源桂阁又请教黄遵宪照着《红楼梦》学习北京官话是否可以，黄遵宪则指出，《红楼梦》中的话虽然也是北音，且因为作者是旗人，又生长富贵之家，所以音韵腔口，比官话书更妙，但其也指出，学北京官话，还是需要从官话书学起。亦即，《红楼梦》的语言并不适于初学官话者，正如学习日本语不能从《源氏物语》开始一样。在此之前的9月6日，黄遵宪在笔谈中听源桂阁说起过《源氏物语》，叹息自己不解日本语，不能阅读，而当日石川鸿斋（1833～1918）指出《源氏物语》“此文古语，虽人国（按，应为“国人”之误写）解之者亦少。”即《源氏物语》的语言是古语，日本人中能够理解的人也不多。所以黄遵宪在这里用《源氏物语》来对比说明《红楼梦》中的语言对于初学北京官话的人而言可能太难，还是应该先从官话书开始学起。
以上的笔谈的时间均为1878年，此后的1880年朝鲜修信使金宏集（1842～1896）出使日本，与何如璋、黄遵宪等就很多外交通商税则等问题进行过严肃的笔谈。1881年鱼允中（1848～1896）也曾到过日本，黄遵宪也曾“频见韩人”。作为同时期的朝臣，被称为“三杰”的金允植、金宏集、鱼允中等在国家内忧外患的局势中必然会经常交流探讨，一起探索救国之道。驻日公使馆小圈子内的“可用《红楼梦》学习北京官话”的认识逐渐成为外交圈中的一种普遍性认识的时候，无论通过什么方式，金允植都有可能接触到这一信息。因此笔者前面强调，金允植想要通过《红楼梦》来学习官话，并不是一个偶然的、随意性的选择，而有可能是受当时外交圈中的一种普遍性认识的影响。
如果我们整理一下以上的时间与事件：
1878年，驻日公使馆员与源桂阁的笔谈中数次谈论到“可用《红楼梦》来学习北京官话”。
1880年，金宏集同样与何如璋、黄遵宪有过笔谈。
1881年，作为领选使到中国的金允植在日记中提到要读《红楼梦》“欲观官话”。
1881年，鱼允中同样到过日本。
1883年，李应宪编写的《华音启蒙》中采用了《红楼梦》的内容。
1884年左右，乐善斋本《红楼梦》的翻译完成。
我们可以发现，乐善斋本《红楼梦》的翻译，比起韩国国内的脉络，受中日韩三国外交圈中相关观点的影响的脉络似乎更为清晰一些。当然，这两条脉络并非截然分立的，而是内外交融的。
以上的论述并非清晰的因果，而是历史中绰约的脉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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